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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南大的金银街不长也不宽，但在南京的外国留学生，大都知道这条小街，张贴出来的租房信息都是英文版的。阳光慵懒的午后，常见三三两两的留学生坐在街边惬意地喝着咖啡，恍如欧洲小镇的错觉。

除了这里的欧式建筑群，金银街把自己同南京其他的街巷区别开来的，还有散落附近的几幢民国建筑。

金银街4号，建于上世纪30年代，曾被日本大使馆租借。砖木结构的花园式别墅，红顶白墙，似乎已褪去鲜亮；散乱的枝藤缠绕，虚虚实实，并不易一眼望全。

幽静的小宅子，静观着南京城的殇与捷。墙壁上的凹凸石路，悉数曾经的那些事、那些人。鲜为人知的是，侵华日军重要战争罪犯冈村宁次战后曾藏匿于此数载，惶惶不可终日……

时过境迁，1949年南京解放，此处经历过数家单位，直至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入住——以“文化中国”为理念，促进大中华文化圈的良性互动，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所谓打造金陵佛都，是得让南京成为佛教文化之都。”第三届南京文化名人揭晓之际，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赖永海先生在金银街4号二楼办公室里对凤凰江苏说。

佛学研究痴心不改

出生于福建漳州的赖永海是享誉海内外的佛教研究大家，虽已定居南京30多年，但口音中，仍带着浓浓的闽南腔。

交流中向他追问了许多“为什么”“是什么”，先生学富五车却并不厌烦这些“外行话”，打比方、做类比，用最通俗的大白话，悉心告之。

赖永海专著宏富，曾出版《中国佛性论》《佛学与儒学》《中国佛教文化论》等学术著作二十余部，其中的一些已在中国台湾出了繁体版、在韩国出了韩文版。与此同时，他还一直担任大型佛学研究刊物《禅学研究》的主编，先后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主编出版了海内外第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总15卷，650万字）。

 

赖永海

从1978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任继愈先生开始，赖永海正式接触佛教研究。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佛家细密、精深的思辨深深吸引了他。1982年，赖永海报考博士研究生，毅然选择了“中国佛学”研究方向。

这期间，他较为系统地阅读了一批佛教典籍，在导师的影响下开始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切入思考，奠定了其后的学术风格——多侧重佛教中的哲学思想。赖永海将《中国佛性论》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第一次明确提出“佛性理论是中国佛学的主流”的论断，并第一次对中国佛教的佛性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阐述，轰动学界。

“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涉足佛教研究的人不多，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极少。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啃一部又一部佛经，并用最原始的方法，诸如做笔记、做卡片、做索引等去搜集和积累有关资料。”赖永海说，“这样做的结果是我自己始料未及的，我犹如被推进一座浩瀚无比的宝库之中。”

几年的“闭关潜修”，使赖永海发现佛学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人类思想宝库——特别是对哲学的思辨和思辨的哲学有特殊兴趣的人而言，这里是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这也是他在博士毕业之后，对佛学研究一直痴心不改的原因之一。

重梳千年南京佛脉

佛教界素有“北方（方立天）南赖（赖永海）”之称。作为“赖家军”的领军人物，无疑，赖永海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任继愈、季羡林、张岱年、郭朋、傅伟勋等知名学者也曾多次公开表示他对中国佛教思想的研究“有首创之功”。

而近期，由他主编的另一部宏著《南京佛教通史》即将全部完成，聚集了十多位著名学者参与编写，梳理南京佛脉，重塑金陵佛都文化，洋洋洒洒200余万字。据了解，南京是全国第一个编撰佛教通史的城市，之后，苏州、杭州、北京也相继启动了。“把南京整个佛教文化进行梳理总结，对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来说很有必要。”赖永海说。

“称南京为全国佛教中心，并非妄言。金陵佛都，1700年。汉传佛教主要的八个大乘宗派和两个小乘宗派，都与南京有关。”赖永海说，“佛教在中国的开枝散叶、分门立宗，都在这座城市留下重要痕迹。”

隋初，金陵人吉藏创立了三论宗，以栖霞寺为中心；唐代，禅宗四祖道信的弟子法融(又称慧融)来到祖堂山悟道修行，创立牛头禅，成为后来的南宗先声，高僧鉴真也在金陵弘传过律学，直至东渡日本传法；五代十国时，智文法师于光业寺首开律藏于江南，影响甚大，文益禅师被中主迎至金陵，住报恩禅院，后建清凉寺，开创法眼宗；宋代，净土宗在金陵广泛流传；明朝，如馨法师在古林寺中兴律宗，此后又分灯于宝华山，形成律宗的古林、宝华两派，天下僧尼以受古林、宝华戒法而为尊荣。

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在金陵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金陵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成为佛教几度中兴的重要载体。长干寺地宫瘗藏的圣物佛顶真骨、感应舍利、诸圣舍利、金棺银椁、七宝阿育王塔……这些佛教圣物也是留存于这座城市。

“溯源佛教史，在中国，只有南京、洛阳、西安这三座城市对中国佛教文化有影响，但随着战祸频起，政治变迁，洛阳与西安的影响力随之削减。而南京，地处南北交汇，加上特有的文化包容性，从东吴到民国，17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始终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赖永海说，“其中，我觉得还要特别一说的是南京对僧教育的贡献，这可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晚清民国的支那内学院是一个顶峰。”

当时，“庙产兴学”风潮中，佛教界经过艰苦抗争，清廷允许寺院以自有寺产兴办学堂。之后各省相继成立僧教育会，其中尤以江苏省僧教育会组织较为健全，其所办僧师范学堂，颇有成绩。

杨仁山居士于光绪三十三年就金陵刻经处设立“祇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尤对民初佛教院校之创办和佛教教育之发展有示范推动作用。其后，月霞在上海创华严大学，谛闲于宁波设观宗学社。民国十年后（1922年），杨文会门下欧阳竟无，在南京成立支那内学院，是我国近代佛教教育史上的重要篇章，对当时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具有启发和引领作用。因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佛教自称其学为内学，故名。

支那内学院宗旨为“阐扬佛学，育材利世”。初设学、事两科，教学、研究、述译、考订等属学科；藏书、刻经、宣传等属事科，后又改设问学、研究两部和学务、事务、编校流通3处。在1937侵华日军兵临南京城下之前，支那内学院选择要典、校刊文字，共编印了“藏要”3辑，收佛典50余种，300余卷。

 

赖永海

参与打造“金陵佛都”

两年多前，赖永海成为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和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的佛教文化顾问。作为“总设计师”，赖永海带领专家顾问团队，循迹大报恩寺、牛首山之佛脉，构建“金陵佛都”顶层设计。

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在引得一片赞誉的同时，也有人质疑：花重金在佛教方面的建设上，对老百姓来说，有什么切身的好处？

赖永海认为，这要从两个层面看，一个是社会的，一个是经济的。从经济层面讲，这个投入能不能收回，那就看它的运作了，比如，卖门票不一定比不卖门票更赚钱。如果能达到年客流量600万人次，不收门票，搞文创产品，搞配套饮食、住宿，一个人如果给你消费1000块钱，那么600万游客消费多少？60个亿，打个对折吧，30个亿，两年回本。那关键就是看你怎么做，你要给人家一个理由，让人家来牛首山，让人家住下来，让人家第二次来，让人家带家人来，带朋友来。

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不能只算经济效益。“比如说牛首山，我更强调它的社会效益，就是说你一个大项目，大投入，大市场，不仅仅是经济的大市场，还要是社会的大市场。这个大市场我给它定位就是山水禅意、心灵之地。你到牛首山，一定要给人一种正面的影响，给他正能量，让他的心灵有所触动，有所提升，让他觉得不仅仅是休闲，而是有触动，有受益。再比如大报恩寺，晚上这里人流汇集，就是怎么打造成一个南京佛教文化夜市，包括跟秦淮河怎样配合，而这个佛教文化的集散地，如何将佛教文化的内涵，特别是通过报恩文化用什么形式，把它展现出来。”

赖永海介绍，南京还邀请了多位专家，加入南京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专家团队，未来通过南京佛教文化研究以及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大报恩寺遗址公园以及栖霞寺风景区三大文化载体的建设，南京有望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文化之都”。

对于打造“金陵佛都”，赖永海有自己的看法。他强调，打造佛都，千万不能理解成“建寺庙”，理解成让人到那里去烧香拜佛，去求菩萨保佑，那绝对是失败的。你要让人家感觉到，你这个地方能给他们一种启迪，不要总想着菩萨给你什么，你也要给别人点什么。你考虑这一生，你能替别人、替社会，做些什么，这个就是功德，这个就是善因。让大家理解，佛不是用来求的。佛最主要的一个铁律就是因果律，因决定果，因就是为别人、为他人、为社会，做什么、给什么，这比求什么、得什么，更有善因。总之，金陵佛都，不是那种大家都来拜佛的佛都，都来求佛的佛都，而是能给人一种净化心灵、提升心境的环境，把佛法的真正的精神提示出来。赖永海说他们的设计，没有给人求佛保佑的这个氛围、这个暗示，而是引导人们去感恩、祈祷、忏悔、反省。

赖永海认可这样的表述——“佛都”是个氛围，这个城市有这种文化的氛围。

赖永海还有一个心愿，并且正在与徐小跃、净因等九位国家级学术大家积极推进，希望延续支那内学院一脉，重建独立的学术机构“金陵内学院”。他的构想是，金陵内学院是独立的，南大学术支持，列编于省社科院，地点可以在大报恩寺。“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再现二十世纪支那内学院的辉煌。”赖永海语气坚定。（邬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