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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放弃追问和解剖,但在政法记者兼知名女作家须一瓜的自我察觉里,她清醒地警惕着“正义感”这种道德情感,会否遮自己省察世相的小说眼光。
稳居9月上旬豆瓣新片评分榜首的电影《烈日灼心》,前期大面积叫好口碑后,负面评论渐渐浮现。满心打算接受极端罪孽刺激的观众们,有些失望:有人认为明明是个犯罪剧本,“不拍人性恶却反倒一个劲的塑造英模”,有人说“原著十分狗血,谁拍都是挑战”,有人认为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三圣母育婴记”……
读过原著小说《太阳黑子》的人,大都比电影《烈日灼心》的观众淡定些。相对139分钟电影,小说有着故事原创人须一瓜最本来更完整的面貌和用心。电影对小说做出的修改,须一瓜对记者表示理解导演。
她感叹“观众能到电影院见到它,是多么不容易”。所以作为电影观众的须一瓜,选择目送这个巨大的遗憾。
《烈日灼心》背后的《太阳黑子》
和原著《太阳黑子》相比,电影《烈日灼心》的故事主干有两处大改变。一是电影抹去了三兄弟的犯罪,使他们成为了“冤案”的煽情替罪羊。这是对小说内核十分重大的改编,原因据说是顾及审查底线,也担心观众们的道德尺子会抵制“灭门”这样凶残的开端。
须一瓜对记者表示,她曾坦率地和导演曹保平交流,血腥的罪行,是故事里三兄弟悔罪救赎之心的基础,是他们行为的原动力。改成“非杀”的开头,让三人一路承担下来的动力只能生硬被移花接木,故事内在的逻辑也因此违背。
但若不改,须一瓜明白这个故事恐怕难以过审——小说诞生时,很多电视剧制片人打来唏嘘的电话,表示非常想拍但不敢拍。因为“内疚悔罪的坏人,毕竟是坏人,加上灭门大案,即便它只是个故事背景。这是个难以过审的涉案故事。”“如果是真的,你看,多么纯真幼稚的审查观,简直像幼儿园中班的游戏。观众能到电影院见到它,是多么不容易……”须一瓜说。
电影《烈日灼心》剧照,片中杨自道和辛小丰在交谈
但小说里,作家须一瓜,用她的笔紧紧地捏住了这三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的命脉。她让他们陷入人生里混沌容易走火的准动物状态,让他们为了少年时可怕的冲动,缴付生命的代价。这是属于小说家的排兵布阵,是须一瓜“对生活的破译后惟我独尊的强悍”,不考虑读者,只专注于作品。是的,她说过,诚实的写作都是霸道的。
霸道之外,是她的痛惜。三兄弟之一老陈,一个在电影里被虚化的角色,在小说里是最寄托须一瓜悲剧用意的人物。老陈比辛小丰、杨自道曾有更远大的抱负,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晰的设计。须一瓜着意刻画着他内心甚于另外两人的撕裂感与毁灭感。浩瀚星空层曾是16岁少年的爱好和人生规划,然而他和他的兄弟们猝不及防地撞上了人生最大的变故。变故之后,每一个星星,都是绝望。须一瓜说,这是一颗惨痛至极的幻灭之心。
须一瓜说,如果能站在那三个男人面前,她会问他们:和天下利来利往的普通人相比,你们自己觉得,现在是好人还是坏人?也许还会头脑发热,告别时,对他们拥抱致谢。
除了主题以外,电影有一枝脉也让观众迷惑——监视窃听男主角们的房东缺乏头尾的存在,让不少人觉得突兀。
事实上,“房东”形象是须一瓜最费神的塑造。在小说中,他同样身负灭门惨案,并且这种“恶”是消极的,不被法律认定的。
“他是一个用证明他人比自己更糟的方式,而力图使自己心安的人;他是一个胆怯的、向善的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的愤怒我们很熟悉,他的胆怯我们也很熟悉,他的怨毒阴郁我们也不陌生,他的求善之道——也许我们排斥,我们不太赞同,但是,我们知道他发自内心。他像一个卑鄙的好人,一个有贞洁感的坏人。”须一瓜借这个角色试图说明,谁都可能与“罪恶”一毫之距。
房东终极的谜底,最终未能在电影里掀开。这个角色退化为一个给警察断案提供线索的窃听者,贡献出一丝怀抱公鸡的疯癫荒诞。须一瓜体谅这种处理,她说“第一稿剧本,就是从房东下手的,连他的小狗与小鸡,后来,他不得不放弃了,因为,那样的出发,只能是艺术小众电影”。
同时须一瓜也说,在小说里,会关注房东的读者,都是敏锐读者。
记者的真实和小说家的虚构
在百度词条的形容里,须一瓜文风“清新淡雅”。但只要读过其作两篇以上,便知此言谬以千里。
“小说应该是把手术刀”,须一瓜此言并非故布陡峭。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给她的授奖词中有这样一句话:“须一瓜把写作还原成了追问的艺术。”她的小说充满着对现实的秘密世界的破译与追问,哪怕是其笔下最纯真耽美的小说,比如《在水仙花心起舞》,也有着人心秘密对现实秘密的逼近和勾连。
这位出生于60年代的女作家的名字,并未显著c于已有盛名的60后作家名列中。在2003年文坛大放异彩前,她的文学影踪不为外人熟知。在从事现在的工作——《厦门晚报》政法记者之前,她干过很多不同类的活儿:邮电机务、律师、广告策划。
这些远离文学的工作经历,被须一瓜用颇文学化的表述来回忆:无尘的机房里,拖着大幅的线路硬板图,分析障碍;第一次做兼职律师出庭,看到被告人的腿在发抖,自己的腿却比他的颤抖得更厉害;广告策划,实质是推销性质,每天敲陌生的门、见陌生的人、赚陌生的钱。干得不错,代价是植物神经紊乱,病得躺在那里,像一具新鲜尸体……
她无法肯定这些经历会否影响写作。“它们也许沉在潜意识里,也许在天边,我都把它们还掉了,拿来多少,还掉了多少,至少基本还回去了,甚至像从未经历。我就是一个人生大漏瓢……”但“我的记忆底板像一张复写纸的底纸,尽管显不出来,但不是没有痕迹,而是,没有恰当的光线与角度?”她自问。
成为政法记者后,须一瓜开始关注这个特殊行业。为她带来全国性声誉的小说《淡绿色的月亮》,正是因她一次对案件的采访脱胎而成。新闻消息,是一个夜班女子同两个尾随入室的歹徒斗智斗勇,但她在采访归途,看到了新闻后面的另一种真实。这部拷问人心的小说,登载在2003年《收获》杂志上,为她迎来了文坛内外的广泛注目和评说。
跑政法的六七年,她阅尽非常态的世相人心。因此在她的多部小说中,有犯罪,有悬疑,有破案……这些畅销小说的元素,如果须一瓜愿意,可以写出好几部《重案六组》、《刑侦实录》……但她未以凶杀、官司等元素刺激读者,她贯穿着追问姿势,用自己的叙事花腔,将这些犯罪和官司的事件,挖掘成一道一道人心生死关。
有人说,记者当久了,对当作家未必是好事。这个判断,放在须一瓜身上不准。新闻和小说的界限,她分得清晰——做一个老实的记者和老实的作家,前者负责“有一说一、绝不虚构”,后者专司“胡说八道、天马行空”;前者关心青天白日的事实,后者推测人们难以为外人道的隐秘情节。
“在新闻的地面匍匐太久,也许更需要一颗飞翔的心,那样你才能看清什么是世界的中心和边界。”须一瓜说。
小说家的正义感?
对于人性,须一瓜有着极为精彩的表述:人性如水,没有大坝就一路向下,它也像水一样审时度势,随时变化,深潭、瀑布、浪花、漩涡,成冰、成气、雨来雾去。也因此,相对于广袤的人性原野,法律和道德只是简单粗糙的小尺子。昆德拉说,小说是在告诉读者,事情远比你想象的复杂。
“模糊和复杂,才是小说的天然气质。”须一瓜认为,“小说追求者,处于这个地带去考量人生,才是最正确的站位。”
尽管不放弃追问和解剖,但在须一瓜的自我察觉里,她清醒地警惕着“正义感”这种道德情感,会否遮了自己省察世相的小说眼光。
她理解现实人生里的错与恶,理解罪人的不安、懊丧和内疚,理解那些想用救赎换一心安息,事到临头却再“恶向胆边生”的轮回。但是,作为小说家的她,“特别喜欢他们的沉痛内疚的切片”;她追逐人性步入穷途末路时发光的时刻,誉之以“钻石之心”,“我可能特别偏爱那种诚心悔过的愧疚之心”。
说出这些话的,不是现实中正义感满怀的普通人须一瓜,而是小说家须一瓜。此刻她是低眉抿嘴的菩萨,迎着众生的目光,又避开众生的目光,如此,笔下方有慈悲六道。
“只有借助于恶的瞬间,才可能返回天堂的精神世界。”刘小枫曾经在解读卡夫卡日记时说道。须一瓜的小说里,也道出了个体伦理在世的秘密处境。
在书中的描写里,被注射死刑的辛小丰弥留前看到云层的天空,他希望自己能走向看不见的天堂深处。没人知道在末路上狂飙三兄弟在人生的终点是否能看见天堂。但须一瓜说“他们救赎的本身,就是人间天堂。梅特林克曾言,最伟大的拯救,是道德的拯救。在罪孽深重的自我救赎中,他们赢得了爱与尊重。”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 何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