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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建立算起，距今已有千年了，中间还发生过无数次的天灾与战祸，但还是有一部分宋朝的建筑物存留至今，让今人得以一睹彼时的建筑风采，如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建于皇祐年间的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建于北宋中期的山西长子县文庙大成殿、重修于崇宁年间的太原晋祠圣母殿，等等。面对这些历经千年时光的侵蚀仍然保存完好的土木建筑，今天那些制造“豆腐渣”的个人或部门，应该感到无地自容吧——如果他们尚有一点羞耻心的话。

当然，我不是说宋朝就没有“豆腐渣工程”，那个时候肯定也发生过桥梁、城墙、楼房、仓库因建筑质量不过关而突然倒塌之类的事故。不过，为了对付此类“豆腐渣”，宋人发展出一套相当完备的工程质量监控制度——这才是我想重点说的，因为对于今人来说，这套制度也不无值得借鉴之处。

现在，当人们说起中国古代建筑史时，有一部宋人著作无论如何都是无法绕过去的，那就是成书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的《营造法式》，由时任大宋“中央工程院”（将作监）总工程师的李诫编撰而成，并于崇宁二年（1103）刊行。

所谓“营造”，是工程建筑的意思，“法式”，即规则、标准的意思。这部《营造法式》实际上就是宋朝的公共工程建设标准，对土石方工程（壕寨）、石方工程（石作）、大型木料工程（大木作）、小型木料工程（小木作）、泥水工程（泥作）、制砖与制瓦工程（砖作、瓦作）、装修工程（雕作、彩画作）等13个工种的选料、规格、设计、施工、流程、质量，都作出了详细的规范。其中木料与砖的规格都实现了模数化。宋朝建筑物的斗拱通常由上千个构件组成，榫卯复杂，必须一一对榫精准；宋朝修建城墙的用砖，往往由不同的窑厂烧制。如果不对木料、用砖的尺寸加以标准化，很难想象一项大型工程能够顺利完工。材料的模数化，则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工程建设的效率，还能够保证施工的质量。

对于建筑物的质量而言，地基是极关键却又容易为人疏忽的一个环节，许多建筑物之所以在地震中倒塌，跟忽略了地基质量不无关系。因此，《营造法式》对修建城墙、房屋的地基建设标准也提出严格规定：“凡开基址，须相视地脉虚实。其深不过一丈，浅止于五尺或四尺，并用碎砖瓦石札等，每土三分内添碎砖瓦等一分。”如果选址临近水边，则不但要深挖，而且开挖面必须更大，并钉立木桩加固：“凡开临流岸口修筑屋基之制：开深一丈八尺，广随屋间数之广。其外分作两摆手，斜随马头，布柴梢，令厚一丈五尺。每岸长五尺，钉桩一条。梢上用胶土打筑令实。”这样才可以防止发生塌陷。

总而言之，从质量管理的角度来说，《营造法式》的发布，相当于给宋朝的公共工程建设制定了一个ISO质量标准，工匠如果严格按照《营造法式》的要求选料、设计、施工，不难建造出可抗击“××年一遇”的地震的工程。宋朝负责工程质量监管的部门，也可以依照《营造法式》的标准，对竣工的公共工程质量进行验收，因此，宋政府对建筑质量不过关的工程，也常常以“不如法”“不中程”来表述。这样的用词表明宋政府已经确立了一套验收工程的国家标准。

上面所说是宋朝工程质量监控体系的其中一项制度：公布“营造法则”，设立公共工程建设标准。此外，宋政府还对公共工程实行“保质期”制度，即工程完工、投入使用后，在若干年限内如果发生破裂、损隳、泄漏、垫陷等质量问题，则追究设计方、施工方与监修者的刑事责任。这个“保质期”一般是五年，重要的工程是八年。

宋仁宗天圣年间，朝廷听闻各地“修盖舍屋”，“多不牢固”，便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工程质量的检测，“添差监官点检，须要牢固”，并重申一道立法：“今后所修舍屋、桥道，旧条：若修后一年垫陷，原修都料（工程设计者）、作头（工头）定罪，止杖一百，二年内减一等；未满三年，又减一等。监修者又减一等。如岁月未久，具名闻奏严断。虽差出改转，及经赦恩，亦仰根逐，劾罪以闻。今差监官点检催促，须是尽料修盖，久远牢壮。今后应修盖舍屋、桥道等才了，书写记号板讫，如修后未五年垫陷，并以前条年分下逐年递减一等断遣，遇赦不原。”

——意思是说，房屋、桥梁等公共工程，如果在完工后一年内发生垫陷，负责该工程的设计者与工头，将被处以杖一百的刑罚；如果是两年内发生垫陷，刑罚减一等；以此类推，直至满五年。监修者受到的责罚比设计方、施工方又减一等。这些罪罚不得赦免，即使相关责任人已调离原职位，也不得免于追究。

另外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五年的“工程保质期”只是针对“垫陷”之类的一般性质量问题，并不适用于恶性的建筑事故。如果发生倒塌之类的严重事故，问责将不受五年保质期之限，惩罚无疑也会更加严厉。如宋真宗时，由于对“天雄军修城不谨，战棚圮”事故负有责任，一个叫作贾继勋的官员被开除公职，流放汝州；另外两名官员被削职，发配许州、滑州服役。

那么新的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公共工程在使用多年后才发生事故，宋政府又如何确认当初的设计方、施工方与监修者是哪些人？这个问题不难。因为宋政府还对所有公共工程建设推行“物勒工名”的制度。

所谓“物勒工名”，是指国家强制工匠在他们制造的器物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一旦发现产品的质量问题，即按名字追溯制造者的责任。据说早在春秋时已经有了“物勒工名”的制度，《吕氏春秋》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以情。”当时的兵工厂，都要求工匠在所造兵器上勒刻名字，作为对兵器质量的担保。宋政府将这一制度应用到工程营造中，景德三年（1006）六月，由于“近日京中廨宇营造频多，匠人因缘为奸利，其频有完葺，以故全不用心，未久复以损坏”，宋真宗下诏申明一道法令：“自今明行条约，凡有兴作，皆须用功尽料。仍令随处志其修葺年月、使臣工匠姓名，委省司覆验。”即要求以后凡兴建公共工程，必须保证质量，竣工后在所修建筑物上找个地方，标明建造的时间、施工的工匠与监工的姓名。我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建筑工程也开始标明设计方与承建方的名称了。这既是国际通行惯例，也算是对“物勒工名”传统的继承。

还有一点我想补充说明：在宋代，“物勒工名”传统已开始演化成“商标”形态。这是因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开始只是强制性的责任认定，但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它使一部分优秀工匠的名字脱颖而出，成为获得广泛信任的品牌。当品牌形成之后，拥有这一品牌的工匠就会一改被动的“物勒工名”，而主动在自己制造的产品上留下独有的标志，以便跟其他人的同类产品区分开来。于是“商标”便产生了。今天我们从出土的宋代铜镜、银铤以及宋版书籍上，都可以看到制造者留下的标志。这些标志，通常都是工匠出于防伪、宣传品牌之考虑而主动留在产品上的，并不是为了应付官方的强制“勒名”要求。

工匠所隶属的行会，也会对工匠的作业流程、产品质量提出规范和要求。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结社很发达的时期，南宋时，杭州的行会多达“四百十四行”，其中工匠所组织起来的行会，又叫作“作”，有“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等二十几种。出于对行业声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理性考虑，各个行会组织通常都会对本行的产品质量提出“行业标准”，比如在北宋汴京，“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合器皿，车檐动使（用具）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稍似懈怠，众所不容”。这个“装鲜净盘合器皿”，应该就是汴京的饮食行会制定的“行业标准”，“众所不容”的“众”，非指公众，而是本行行众。清代光绪年间，某地泥作匠行业公所订立行规，其中有一条即规定：“泥墙须包三年，如三年内倒塌者，归泥匠赔修”。加入本行会的所有泥作匠，均须遵守这一条款。我相信宋朝的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也有类似的行规。

讲述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宋朝的工程质量监控制度至少包含了四个层面：国家制定的工程建设标准；政府强制推行的“物勒工名”制；五年“保质期”制，以及工匠行会自行订立的“行业标准”。无论是哪一种质量保证举措，即使放到今日社会，也未为过时。

古代尚未发明钢筋水泥混凝土技术，而且古人习惯使用比石料更容易耗损的土木材料，但是，只要严格把好质量关，古人却能建造出比某些混凝土工程还要耐久的建筑物，其中一些建筑物还经受住千年时光的侵蚀，留存至今日，让你不能不对创造奇迹的先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摘自：《生活在宋朝》吴钩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