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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年，初出国门来到巴黎，看到法郎纸币上居然印着熟悉的画家德拉克罗瓦的头像和他画的“自由引导人民”时，真是开了眼了。当时以为这是特殊个例，是法兰西的“民族特色”，无怪乎人家法国能大师辈出，别的国家学不来。

   后来来到加拿大，用过加元和美元，去伦敦用过英镑，好像也没见到印有画家像的。新世纪以来，去西班牙、意大利旅游，都通用的是欧元，欧元上没有印任何人的头像。但在不久前，却从网上图片中偶然看到一张500比塞塔的西班牙纸币上印着一位画家，他叫苏洛阿加。背面是他画中托列多景色的局部。

   还有没有别的画家上了钞票的？我带着这问题好奇地搜索了一下：还有。

   印上法郎的还有塞尚，印上意大利里拉的有拉斐尔和卡拉瓦乔，荷兰盾上印的是伦勃朗和哈尔斯，比利时法郎则是恩索尔和他的“假面”，墨西哥比索印上了里维拉和卡洛夫妻俩。另外几个国家的钞票没有印画家像，但是印有艺术作品，像印有丢勒等几个画家作品的德国马克，印有宙斯和阿波罗雕塑的希腊德拉克马……

   画家成千上万，把哪位画家印上钞票，选谁不选谁，当然要有它的“说法”或“讲究”。比如法国选德拉克洛瓦及“自由引导人民”容易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象征。选塞尚：现代艺术之父。意大利选拉斐尔：文艺复兴盛期三巨头之一 ……

   上面我所列举的各国上了钞票的画家和作品还都比较容易理解，唯独对为什么选苏洛阿加，感到有点说不上来。

    并非我不喜欢他的画，我在巴塞罗那参观美术馆时专门在他的一幅画前留了影，有照片为证。

    在《西班牙的太阳—索罗拉再现辉煌》一文中，我曾提到“西班牙是为西方艺术贡献了众多大师的一个民族，可以举出格列柯、委拉斯贵兹、戈雅、毕加索、达利、米罗、高迪等一系列对世界有影响的人来”奇怪的是，以上这些大师都没有能印上西班牙钞票，唯一的一张印有画家像的位置让给了苏洛阿加，他们这样做一定有着特殊的情况或原委。

    好奇心驱使我试着去解读其中可能的原因：

    首先，我假设在1954年发行这套新纸币时，西班牙当局并没想选某个古近代画家，而是要选一位现当代有代表性的画家，如果这条理由成立，它就可以用来解读为什么不选格列柯、委拉斯贵支和戈雅等大师。

    然后来理一下，和苏洛阿加前后同时代的、有影响的“现当代”西班牙画家都有哪些呢？

    按这时间段前后，有资格参加“竞选”的画家至少可有五位“候选人”：（按出生前后排列，建筑艺术家高迪排除在外）

    1）索罗拉    1863 - 1923

    2）苏洛阿加  1870 - 1945

    3）毕加索    1881 - 1973

    4）米罗      1893 - 1983

    5）达利      1904 - 1989

   从名单上看，如果我们把一个画家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或所谓的“国际意义'来作为遴选标准的话，其他四人都应该比苏洛阿加入选的可能性大。

   比如你查一下国内翻译出版的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书中对毕加索、米罗、达利都有专节论及。同样，当你查阅《国际印象派》一类史书，索罗拉作为西班牙印象派的领头人也会脱颖而出。但是你马上会发现，在这些以“艺术运动”和“风格流派演变”为主线的艺术史中，你找不到苏洛阿加的踪影。

   我又翻阅了手头有的另外6种艺术史：《HISTORY OF ART》美ABRAMS；《HISTOIRE MONDIAJE DE L'ART》法SORAR；《HISTOIRE DE L'ART》第10卷-20世纪 法GRANGE BATELIERE；《L'ART AU XXe Siecle》德 TASCHEN；《The 20th Century Art Book》英 PHAIDON；《Art et Architecture du XXeSiecle》英PARKSTONE。均无苏洛阿加的踪影。

   一句话，他不入“国际潮流”。

   然而，我们如果用“反向排队法则”来思考一下，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西班牙当局首选苏洛阿加的遴选标准可能不是艺术史上的“国际意义”，而是西班牙文化的“本土意义”。

   于是，我又回到苏洛阿加本人的从艺经历中去寻找他与其他四人不同之处。

   苏洛阿加1870年生于Eibar，他是西班牙土著的巴斯克人

   18岁来到巴黎，成为Gerveux、Carriere和Chavannes的学生。很快进入了蒙马特高地波希米亚艺术家生活圈，并接触到像德加、高更、劳特列克、罗丹等同行，他对法国印象派和象征主义都很熟悉。也经常入选法国沙龙展。这点上它和其他四人在巴黎的经历大致相同，只是时间前后的差别。

   一位传记作者曾描述了1900年前后，索罗拉、苏洛阿加和毕加索这西班牙艺术拔尖的“老中青”三代人在巴黎“同台演出”的生动情景。（那年索罗拉37岁、苏洛阿加30岁、毕加索19岁）并把其说成是西班牙现代艺术的“三个不同的篇章”

    虽然年龄有差距，其实他们都是朋友，传记中曾这样写道：1905年苏洛阿加向威尼斯双年展提交了包括年青朋友毕加索在内的四个西班牙大艺术家的作品，但由于毕加索的政治左倾而被拒绝了。

   进入20世纪之后，他们在艺术道路上的差别越来越大：索罗拉成为了一个地道的印象派；毕加索、米罗、达利后来都长期定居在“国外”（巴黎、纽约），成为国际性前卫的现代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而苏洛阿加选择了回国发展的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西班牙定居。

   他希望发展一种植根于格列柯、苏儿巴朗、委拉斯贵支和戈雅等大师的西班牙自己的写实主义传统，来重振西班牙文化。用他的话来说是对当时世界性的种种流行时尚“没兴趣”。

   回西班牙后，他做了几件事：

    其一，他要用他的画笔，把那些正在被“毫无怜悯心”的现代主义破坏的，在故土遥远的角落尚还能找到的，西班牙本土如诗如画的活泼生活和符合自己艺术追求的人物形象，一一“记录”下来。为此，他会在郊区小镇的嘉华年会上萦绕几个小时舍不得离去，他会同走私者的驴队一起化上几个月的时间，去到阿拉贡地区最北端的深山里，寻找那些狂热的宗教迷信者或凶残的僧侣杀手......

    其二，他买下戈雅出生的房子，将它修复为《戈雅博物馆》，立起戈雅纪念碑，建立《戈雅公学》，他希望把自己对戈雅的崇敬带给他周围的每个人，“让光辉照耀世界的艺术家不朽的精神，永远活在他出生的小镇上”

    其三，他要寻求一种属于“西班牙传统”的绘画风格，为“重振西班牙文化”而努力。起初，他的这种努力，被认为是Fortuny、Madrazo等一批年青知名的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对立面，迟迟不被艺术界认同。直到后来，他的作品在巴黎、布鲁塞尔等国际展上，被公认为是西班牙民族艺术的改革更新者及一个新的“西班牙学派”的领袖，才改变了人们对他的认识。（现在欧洲的众多画廊几乎都拥有他以描绘传统西班牙为特征而著称的作品）

    随后，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1936至1939 ，爆发了被认为是二次大战导火索之一的西班牙内战。当西班牙被撕裂成以共产和反共产意识形态的主要冲突为对抗的两边时，画家们也不得不在政治斗争面前做出个人的“抉择”。

    印象派的索罗拉已与1923年去世，内战与他无关。

    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毕加索，为苏联及共产国际支持的西班牙左翼共和政府，画了名作《格尔尼卡》，谴责纳粹德国屠杀无辜平民的罪行。

    苏洛阿加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站到了右翼佛朗哥和长枪党一边，他画了在ALCAZAR围城战中，当建筑物被大火吞没时，民族主义保卫者拒绝投降的场面。在佛朗哥政权获胜之后，还为佛朗哥画了像。

    佛朗哥对西班牙的统治延续了40年（1935-1975）。50年代，世界进入冷战时期，西方解除了二战后对西班牙的经济制裁，西班牙和美英各国的关系得到改善。1954年佛朗哥当局发行新钞票，需要选一位“西班牙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会选作为法共党员和反对佛朗哥政权的毕加索吗？他们会选内战期间一直“躲”在国外的米罗和达利吗？

    答案很明显：始终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为重振西班牙本土文化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又是佛朗哥政权的坚决支持者的苏洛阿加成了最合适的入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