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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则“外星人入侵”的老谣言：

1938年10月30日晚，奥森·韦尔斯在美国一家全国性广播电台转播了一个剧本，讲的是，假如一架飞碟降落在纽约，为火星人入侵地球做准备，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节目以现场实况转播的形式播出：记者们正在设法接近飞碟降落的地点，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们则气喘吁吁地赶来，或通过电话发表评论，部队的将军们都被调动起来，还有红十字会的负责人等等……广播节目作为一出“戏剧”，正式刊登在报刊和杂志上所有电台节目表上。

这天晚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收听了这个节目，并陷入了十足的恐慌之中。在整个美国，人们开始祈祷、哭泣，有的仅带着几只箱子便驱车逃亡。另外一些人则冲到他们亲朋家中，叫他们一起逃命。很多人通知了邻居，还打电话告诉自己亲近的人，或向他们道别。在六百万收听到这个节目的人中间，有一百万人深受影响。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出现实主义戏剧，而且是一个纯粹而简单的信息，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卡普费雷在引述上述“故事”时，是将之作为分析谣言的背景材料——精神参考资料——对待的。而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故事”?是科幻的错?谣言的错?还是别的?我的结论是，火星人入侵故事的心理机制，与所有科幻恐怖片一样，与人类所有古老的传言、神话、预言一样，都是人类对于不可知因素，尤其是那些巨大的超人类能力之外的力量的恐怖，这是一种哲学上所说的“本体焦虑”——本体安全受到威胁时产生的心理危机。这种“本体焦虑”随着现代社会科技力量的扩散，随着科技力量与政治权力的高度结合，人类对于这种力量感觉到越来越失去控制能力，由此产生一切科幻式的、谣言式的、预言式的(比如《2021》这样的预言片)唤醒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讲，谣言与历史上与现实中的预言、科幻大片等，完全是同一种心理产物。

越来越陌生的科技世界，令我们恐慌莫名

我们大部分人对于科学技术领域是很陌生的，对于这一领域，普通民众是没有话语权的。但由于科学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重，甚至可比政治，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硬权力”(相对于现在所说的文化霸权这种软权力而言)，而这种硬权力目前却根本没有纳入民众与社会的监控之中，也没有体制外的制衡机制。当这种硬权力与政治这种更硬的权力相结合，而“强强联手”时，在一个有着传统的与制度的权力制衡机制的社会，都会造成重大威胁，更何况在一个无论是制度上还是文化上都无制衡机制的社会中，它的威胁就已经不仅是理论上的，而是我们每日生活的现实——我们的本体安全完全暴露在这种强势联手的威胁之下，正如我们的身体暴露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核辐射之下一样，这样的社会，哪能不产生火星人入侵地球、《2012》以及“转基因食品——生化武器”之类的预言——谣言式反应?一种“本体焦虑”。

“本体焦虑”尽管是人类必然的命运，但如果我们身处的社会是一个有着充分的信息交流与较好的力量均衡，则这种本体焦虑可以部分化解，而不是激发。

但现代社会似乎离这些越来越远了。

美国政治传播学者班尼特在《政治的幻像》中说，现代社会的政治传播流程是按照“政策议题设置——新闻议题设置——大众议题设置”这种顺序运行的，其中核心在新闻议题设置。但在他看来，新闻是一种很不充分不完善的信息交流方式，由于新闻操纵在新闻巨鳄手中，也由于新闻自身的经济学，更由于现代政治对于操纵新闻议题的专业化，当然也因为受众自身的偏好等等原因，新闻信息传播的质量是成问题的，即使是在提倡信息自由的美国，这个问题也已经引发相当的混乱，似乎政治传播学者们以及政治家们并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可想而知。

其实，正如一个古老的哲学话题所说的，一切无解的问题都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向错了。在这个问题上，唯一的答案就是调转思维方向——核心所在，就是如何创造一种反向路径——由大众议题进入新闻议题并最后成为政治议题。双向路径的并存，是解决信息传播无效与本体安全焦虑的唯一思路，任何单项路径与单向思维都必然是死路一条。而“谣言”正是这种反向路径的基本类型。

其实，班尼特所说的新闻信息的不完善性，在人类一切信息交流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因为一切信息交流都是信息不对等环境的产物。正是因为不同的群体之间所拥有的信息资源不对等，才会产生信息交流的需要。但是，任何信息不对等的交流必然产生信息流失、扭曲与误读。这样，谣言自然是不完善的，新闻未必就是完善的，一切信息传播的内在特征就是这种信息交流天然的不对等性造成的不完善性。

这种不完善会随着信息源的封闭度而强化，越是封闭的信息源，其信息发送与传播过程就会越不充分。

而权力领域的顽固自闭，与科学技术领域的高度专业，是现代社会信息不对等传播的主要场域，自然也就是谣言产生的主要场域。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篇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最近发表的文章。

《参考消息》网站上月十八号(2013年10月18)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即使在我们所认为相当严格的科学理论与技术的世界里，要建立一种绝对对错的客观标准也是很困难的。某种科学理论，某种新的技术之所以被认可，并不是因为依据某种严谨的客观标准，所谓科学依据之类，而是“信任”。一个新理论，一种新技术之所以被接受，首先就看它是否被科学家群体相信。所以，文章提出一个命题：“科学基于一个简单的理念一一信任”。

《经济学家》发的这篇文章，揭示了科学知识生产的制度问题。在传统社会中，科学是业余，而非职业，与个人经济生活无关，所以一般只有贵族才有可能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但在现代社会里，纯粹学术甚至技术性创新早已变成了职业，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科学家们并非出于个人爱好从事研究，而是工作、职业。无论这职业是由企业、教育团体、独立研究机构还是国家提供的，他的工资或社会地位与这份研究工作直接相关。从提供研究职位方面来说，尽管有些部分可能出于纯学术性目的，但大多数具有直接的政经背景，具有十分明显的功利色彩，而就获得这些研究职位者来说，其个人生存也与成果直接挂钩，成为其个人的生存问题。西方学术界有所谓“不出版就死亡”(Publish or Perish)的说法，国内学界亦然。作为薪水阶层的研究人员，其地位与一般雇员并非二致，你必须拿出新东西来，而且要快。但事实上，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创新是相当艰难的，反倒失败的机会占绝对多数。这样，创新焦虑与生存压力迫使很多的研究人员制造假成果，普通学者是这样，那些有望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是这样，如韩国、日本的诺贝尔奖丑闻之类。中国的假科学就更多了。不仅多，而且越是造假的“科学家”越能拿钱、越有钱的研究人员越会以金钱、精力去影响政府、企业、社会，把假成果推向社会，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因为一项技术只有进入生产领域，变成商品才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至于这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他们似乎不必关注。由此，很多具有危害性的技术成果，通过权力寻租，通过这种利益链的勾结，直接进入社会生产，而其中的危害，在学术界即使有着完全不同的声音，也因为这种利益链的关系而被封锁。这是很多具有危害性的技术成果得到推广的原因，尤其是在医药界、食品界、生化学界。

但学术界属于高度封闭的圈子，外人、普通民众其实很难明白他们研究工作的性质。一种新产品推出，消费者被告知的永远是利好的一面，即使直接受到伤害，作为普通消费者其实也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无法拿出严谨的证据证明这种伤害的来源，就像“大头娃娃”一样，如果不是内部泄露某种信息，普通人根本就无法举证。

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化、专业化角度讲，我们每个人都是弱者，都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弱势一方。现代社会表面看是教育普及、知识相对开放的时代，但由于这种专业化、精细化的分工体系不可避免的存在，在个体而言，我们尽管拥有的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但其实我们的信息不对等处境却越来越严重，由这种信息不对称构成的权力不对等关系也越来越严重。这种不对等造成的焦虑与危机，我愿意将之称为“本体焦虑”、“本体危机”，我们每个人都是处在这种本体危机之中，没有安全感，没有稳定感，处在压迫与无力状态。

谣言就是这种焦虑心绪的释放。

尽管对专业知识我们并不清楚，但人的直觉总会保持高度敏锐。尤其是处在这种本体危机之中的现代人，对于能量越来越巨大的科学、不知道走向何方的技术，已经产生出无法抑制的恐惧，而这种切身的恐惧，必然会以谣言的方式传达出来，也只能以谣言的方式释放。

前面提及的外星人入侵故事，就是这种本体危机的产物。而那些“美国制造”的科幻影视大片之所以叫座，观众明明知道它是虚构，甚至耸人听闻，恍若谣言，但还是不惜重金观影，无非是借助这种艺术化的手段释放这种本体焦虑。科幻片，尤其是恐怖性的科幻片(如生化危机、黑客帝国、外星人入侵之类)其实都是一种艺术化的谣言、或者说是合法化的谣言，其传播机制与谣言完全一致。这也说明我们有时甚至冒着“入罪”的威胁也要传播谣言的心理过程。

我们那么投入地去看这些科幻恐怖大片，究竟为的何事?一般的解释是为满足个人内心的那种嗜血、暴力、恐怖。但稍具心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必要的“心理释放”机制。当然，对于个体观众来说是如此，但从社会主体来说，其背后却有着更加直接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与谣言一样，一方面是满足人类因本体危机产生的焦虑，另一方面却是在提出质疑，质疑现代技术对现代社会造成的可能威胁，质疑科学探索领域的知识边界与道德边界，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却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的本体安全。普通人没有相应的知识从专业角度提出质疑，而专业内部的质疑声音又往往无法产生社会影响，因此，它只能以这种方式(科幻、预言、谣言等)提出质疑声音来，也只有以这种方式它才会成为公众话题。也就是说，它是以媒体议程与公共议程(政治议程)的设置为目的的，一种反向议程设置。只有充分保证这种反向轨道，权力才可能平衡，而那些完全沉浸在自己专业领域内的精英们(所有的专家，包括官僚之类)，才可能在自己的专业知识之外产生必要的社会责任，人类道德——即使科学也不应该在一个封闭的象牙塔内运作，需要面向社会，承担社会责任。

从信息不对等这一传播学本质角度看，我们强调的是谣言不可能被完全粉碎，但从更充分地促进信息传播这一理想角度看，我想说的是：谣言不仅不可能被完全粉碎，而且不该被粉碎，因为谣言(在这里也包括所有的科幻、鬼怪精灵、启示录式的预言文学、影视等等被当做负能量内容加以打击的类型)是这种“反向轨道”，而一个健康社会是无法凭借单一轨道建构的，因为谣言等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本体安全的思索与关注，而这是人类想象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对科学、技术、政治领域那种不受控制的绝对权力的质疑，而这是人类公共道德的产生机制。禁绝谣言(包括上述所有的那些所谓的负能量)，其结果就是窒息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与道德感，这正是中国目前社会的病根所在。

“谣言也是言论”

所以我总是认为，谣言并不注重信息的真实，而是表达我们群体的担忧、希望、关注，不是消息传播而是意见表达。面对我们现在的时代，未来的世界，很多的未确定因素令我们焦虑，但这种焦虑我们却无法以理性的话语进行陈述(理性话语一定程度上是知识分子的专属语言)，只能以谣言的方式、民众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也是公众议题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公众所关注的，真的想转换政治模式，从公众角度思考问题的话，我们就必须明白，知识分子群体的话语(它表现为政治议程设置与新闻议程设置)是一套封闭的理性体系，而民众话语却是这种谣言式的开放体系，公众议程的提出就在谣言之中，而不是别的领域。

对于这样的问题，执政者其实相当清楚的，即使是针对虚假事实谣言，何者该打何者不该打，它有着自己的选择，所以有时候看起来，这种选择近乎对于某些谣言的鼓励。比如关于“美国阴谋”之类的谣言，2003年时曾经有过SASI是美国人释放的生化武器的谣言，此后的PM2.5阴谋(舆论战)、金龙鱼转基因阴谋等等，都是。有些网站可谓专业性的散布这类谣言，但执政并不不打压。

虽然我完全不同意这类谣言传播的内容、情绪与方式，但我并非支持对它们的打压。这些谣言表达的是一种“敌对”心态，对强势之国威胁的担忧，而这种“敌对”情感，所谓“同仇敌忾”之类的情感，无论是被操控的还是自然发生的，均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形态。执政者如果对这些谣言进行打压，就意味着政府与民众的民族主义感情发生冲突，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就会失去。同时，这种打压也会遏制民众最朴素的感情，遏制民情表达，这种民情表面看是病态的，但却是真实的爱国感情，其结果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甚至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但其初衷却是“高尚”的，需要的是引导，而不是打压。

在反思现代性灾难何以发生——如纳粹大屠杀、战争中的反人道罪行、极权国家内部的清洗等等——思想界已经意识到根蒂所在：国家代替民众思考，国家代替民个人做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个人的思想、意志、道德、责任完全由国家替代。则国家犯罪就成为所有个人的犯罪，国家在制造“共业”，而每个人就是这个共业的帮凶，然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思考与选择的权利。

国家“帮”我们认定真假、判断对错，多么好的事情，多么常识化的状态，我们已经见惯了这种父亲加保姆式的国家之爱，习惯成自然了。好像我们个人的感情、思想、意志都可以由国家代表，我们的认知国家也可以代表。如此常识的形成，如果我们追问：那么作为个体的人究竟有何存在意义，答案只有一个，个体只有作为数量与工具时才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在国家看来，国家的力量来自数量，国家意志的实现需要强大的工具。

这正好反眏了国家权力的扩张过程，一种静悄悄的革命，颠覆人类存在的革命。

现代科学与技术在做“取代”个体的设计，一方面可以说是在“解放”人，但同时这种“解放”也可以是取代人甚至取消人类存在的必要。这一过程与国家权力的扩张有着高度的一致，一则从身体角度取消人之存在价值，一则从意志角度取消人之价值。其彻底的角度，在科幻大片与“反面乌托邦”小说中(如奥威尔的系列小说)已经做了震撼人心的揭示，但那已经不再是幻想，现实已经降临!

“欧洲——最后一个人”，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的副标题。这个副标题换成我们今天的话语，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本体安全已经面临着全面威胁，已经不再是火星人入侵地球的那种幻想式恐惧，而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技术(科学)与权力(政治)的结合，正是造成这种全面威胁的现代体制——我们的本体处在灭绝危机之中!

科幻是幻想，但也是唤醒。

正如谣言也许是虚假信息，但却是真实言论一样。

它们同样是以艺术的方式叙述我们的恐怖，也以艺术的方式唤醒我们的本体意识。

我们拥有散播谣言的权利，就像我们拥有传播神话、鬼故事、观看怪力乱神的文字与影视的权利一样，就像我们拥有制作科幻片与撰写“反面乌托邦”小说的权利一样。这是人类面对不可知力量时的本能反应，也是人类面对现代性灭绝进行自我拯救的无可替代的途径。也许人类最终会找到更好的更加理性的方式，但那是未来的事，在那种“完美的假定”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已有的方式就是最恰当的方式，我们已有的武器就是最好的武器，这是人能被当作人而不被物(技术)取代的唯一依据——哲学所谓的人类本体，无非就是每个个体生存所依靠的这种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本能”，只有成功地抵制科学技术等权力的威胁、拒绝现代技术对这种本能的替代，作为个体的人才有价值，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存活。

但“火星人”却已经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2013年11月“行思”讲座

2015年6月整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