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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四大名著似乎是永远演绎不尽的大IP，每到暑假，电视上少不了各个版本轮番播放。早在几十年前，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理论在不同场合点评过四大名著。毛泽东不仅从《三国演义》中借鉴了军事策略，也找到了乱世治国的良方。

　　近日，记者专访了就职于某文化基金会的学者高渊，他为我们解读“毛泽东眼里的四大名著”。

    搜狐文化：《红楼梦》里有希望，《水浒传》中有反抗，毛泽东通过《三国演义》又看到了什么呢？

　　高渊：这倒是个有意思的思路。如果照这个思路来看，毛泽东在《三国演义》里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作用吧？当然，他对三国的兴趣很大也很多样，某种单一的思路也不尽然。比如，从《三国演义》的理解中，我们也能见出毛泽东的一种历史观，或者说一种人生观。

　大致在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一年，听杨昌济教授的伦理学课，采用的课本是德国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译本。他听课非常认真，记的笔记和在这书上的批语多达12000多字。其第4章“害及恶”有一段批语：

　“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大意是，人心不太喜欢那种平淡无奇、和平年代的生活，人总是喜欢在斗争当中、竞争当中去找到生命的意义，就连读书这种事情，读到像战国、楚汉相争、汉武帝讨匈奴，以及三国竞争这样“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历史，也更激动人心。他特别提到三国时代。这个话很有意思，很能表现毛泽东这个人的个性。

　　搜狐文化：国家形势大变的时候，才容易出现机遇。

　　高渊：对，在竞争当中最能看出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本事。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喜欢《三国》，可能跟这个心态有关。在斗争当中能发挥出人意想不到的精神能量，他对这个是非常看好。《三国》在这一点上是打动他的，那种变化不拘，用三国曹魏诗人阮籍《咏怀诗》的话来说：“万世无穷极，知谋苦不饶。”变化太多太乱，人是疲于应付、无可奈何的，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但毛泽东把这个应对翻过来看了：万事无穷极，知谋更快活！要千方百计去对付这无尽变化，搞得你高度兴奋、高度警觉，特别能发挥你的潜能。他对《三国》这段历史特有感觉，他谈《三国》特别多，而且深细和宽广，而且他之谈三国，似乎是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一起来讲的。当然，三国里面都是帝王将相，作为农民代表的反抗者张角、黄巾军那批人一出场就被消灭了，——但他从黄巾军的理想中也看到一番大道理。1958年12月他就《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提到五斗米教的教规，“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评价说：“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你看，老人家把从西方共产主义理想里搬过来的人民公社，也找到了中国历史的依据。

不过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毛泽东在三国这部帝王将相争斗史里，首先看到的就是推动历史、激动人心的另一种力，竞争，“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读过汤因比先生《历史研究》的读者，如果认同人类文明是在挑战和应战之间成熟、成长和发展这个意见，当对此会心一笑吧。

　　搜狐文化：你刚才说，毛泽东在《三国演义》里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作用，此话怎讲？

　　高渊：关于三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讲的比较多。大概而论，老中青三代、魏蜀吴三方的知识分子他都没拉下。这里我就说说他讲得比较多的三个知识分子：

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几乎就是智慧的化身，鲁迅评价说他“多智而近妖”，毛泽东对他也是很推崇的，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受曾国藩的影响，早年毛泽东把诸葛称为“办事之人”，就是建功立业不可或缺的人物，既能运筹帷幄、带兵打仗，又有政治眼光、经国才干。在战场上，毛泽东欣赏诸葛“用兵不二过”，因为街亭马谡之败，每次伐魏行动，诸葛亮都是必然亲临前线军中，直接指挥；很有知人之能：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以黄忠斩夏侯渊为例，讲到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以此阐述一个带兵原理：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当然，毛泽东也看到诸葛亮不是个“完人”，比如，对诸葛那篇千古名文《隆中对》，毛就有批评意见：“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106页）那意思就是说，三国时蜀汉终不能进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诸葛亮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有问题，这问题就是使兵力最弱又无根基的刘备还分散了兵力。占据荆州战略要地、也是是非之地，一面取西川，一面守荆州，这是“二分兵力”；占汉中、据成都后，诸葛亮领兵经营汉中，这就是“三分兵力”。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倾国伐东吴，大败而归，根源都在于此，蜀汉鼎盛期就过了，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只是勉力维持而已。六出祁山时，军中大小事务诸葛亮都一一过问，这统帅法既好也不好，所以诸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可以说是累死的。毛泽东对此也不以为然，他自己带兵打仗，就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只抓战略，具体战事交野战军指挥去办。

郭嘉是曹操早期最重要的谋士，《三国志》里有一篇单传，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很想念郭嘉，说这个人要在，我不会陷入这种困难境地。1959年这一年，为总结大跃进的冒进问题，毛泽东在上海、郑州、庐山上反复谈到郭嘉，说他在曹操打袁绍、收拾吕布、灭袁谭袁尚时，如何多谋善断，没有他“曹营之事不好办”，希望领导干部多向这位历史人物学习，“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毛泽东在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得很清楚：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要拿住要点；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指示干部的工作作风，一方面要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听取各种意见，这就是“多谋”；另一方面，又要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与选择，需要胆略和魄力，就是“善断”。可惜，毛泽东在这样提醒他的干部们时，自己在庐山会议上也未能“善断”，成了“独断”。

还有东吴的陆逊，陆逊出场时是个年轻读书人，周瑜死了之后留下的老将都很厉害的，鲁肃主持了一阵工作也死掉了，老将吕蒙又出来干了一阵子，吕蒙本是武将，结果爱上读书，毛泽东对此非常赞赏，让他的干部也要去读书，说《三国》里面涉及到吕蒙的都要看，这样每临大事不糊涂。陆逊上位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年轻，二十出头，小说大概第八十三回写到，孙权开始很担心，陆逊一出来就善于利用孙权的权威，他让孙权授权给他，你不授权给我没法干，也是善于谋断的人，彝陵之战把刘备大军打的一塌糊涂。毛泽东对陆逊也非常看好，他有一段批语讲到，共青团员为什么不可以做领导？他就拿陆逊这个例子来说，只要他有知识有文化有谋略，多谋善断，就可以用。这是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里就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他说的很明白，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所以要把知识分子拉高一点。

　　搜狐文化：从军事上讲，毛泽东借鉴了《三国演义》的哪些片段？

　　高渊：这种运用很多。举一个例子，比如军事上毛泽东曾经讲过，他自己曾经被他的同志，共产党内的另一派曾指责过，他是用《三国演义》指挥打仗。实际他学《三国演义》特别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讲，那时候我也没看到《孙子兵法》——有些研究者已经证明，到延安以前毛泽东的确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实际上，在那个年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虽然对战争作了许多研究，但是他们的军事论著几乎没有中译本，在“山沟”里从事游击战的毛泽东等，只能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遗产，并结合战争实践加以运用。说毛泽东是“无条件”地运用《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自是想当然之语。毛泽东指挥打仗，很善于把所看到的历史经验、前人经验用到自己的实践当中去。对《三国演义》的学习，他没有一概否定，也说过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为说明这一点，他例举了中国战史上“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六个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三国故事独占三个：官渡之战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前后，曹操如何打败袁绍的，他抓住一点，粮食，断了粮草；他说，彝陵之战刘备为什么失败，败于急于求成，不能开展游击战，并不完全取决于被火攻，也在于粮草不济，没有后援。这些非常具体。赤壁之战讲的更多了，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同周小舟和李锐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出现的问题时，毛泽东讲，有些问题不能全怪下面，怪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那样抱怨，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这些策略上的东西还有更多例子。

　　搜狐文化：毛泽东从《三国演义》里找到一些乱世治国的方法？

　　高渊：这里也有一个策略问题，讲这个话从哪儿来，就从关羽和刘备从大意失荆州到夷陵之战最后刘备惨败这个来的，人家诸葛亮在三顾茅庐的隆中对，已经告诉了刘备，必须联吴抗魏，跟刘备讲清楚了的。关羽大意失荆州是他太自得了，太狂了，孙权怎么讲也是诸侯，想把女儿嫁给关羽，关羽一句话给人家打回去，我的虎子岂看得上你的犬女？完全狂妄自大。最后荆州丢了，命也丢了。张飞为了报仇被部下给杀死了。关羽死了张飞死了，刘备急了，此仇非报不可。诸葛亮上书，主公千万记住不管怎么悲痛不要忘了我们的敌人主要是魏而不是吴，我们要把魏抵抗完了，吴自然臣服你。但刘备已经失去理性，所以自己带大军出三峡去打，最后被陆逊——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把刘备给干掉。毛泽东拿这个做例子，他讲什么叫主要矛盾什么叫次要矛盾，这就是他讲到的。

我看了一个资料，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一下子把北撤的新四军九千多人歼灭了，当时共产党内部对这个事特别焦虑，怎么办？大家讨论很多，最后毛泽东发言，大家最后都听毛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毛泽东就说了刘备在打东吴之前的判断失误，说他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所以我们不要被次要矛盾转移了视线。一致对外，这一点绝对不能变，为了我们去报复不去打日本人，那就不对了。第二，极力反共不打日本人，跑来打我们的这些人也要反抗，不反抗就没意义了，但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对付日本人；不要因为国民党消灭了我们一只新四军，就否认整个国民党。

　　搜狐文化：虽然看书的人很多，但是能把看的东西运用到实际中，能把知识变成智慧非常不容易。知识分子能领导底层人民做出历史性改变吗？

　　高渊：是的，知识要能拿来针对现实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毛泽东特别厉害的一点。关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一点，他认为知识分子一定要和人民群众结合，单纯人民的力量，没有指导也是不行的，一定要有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呢，也要主动接受人民群众，毛泽东就说过，诸葛亮出山之前什么都不是，他一旦跟人民一接触，就有了无穷的力量，知识分子要主动跟人民群众、跟人民结合。

　　搜狐文化：关于《三国演义》里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关系，毛泽东有怎样的考虑？

　　高渊：前面讲到郭嘉和曹操的关系，孙权和陆逊也有这层关系，诸葛亮和刘备也有这层关系，必须要处理好这种关系。毛泽东在讲《三国》的时候，还说过一个话，看《三国》不但要看战争、看谋略，还要看班子、看组织，你要会组班子。刘备对诸葛亮一直很信任的，所有兵马调动听孔明先生的，诸葛一出山的新野之战之前，张飞和关羽都瞧不起诸葛亮，一介书生能干什么，哥哥你可不能听他的，但刘备非常坚决，就得听军师的，这份信任让刘蜀小团队从一次胜利走向又一次胜利，唯一的一次一意孤行，刘备就把自己搞到白帝城托孤了。孙权对于周瑜也好、对于陆逊也好都非常信任，如果他不信任陆逊能调动那批老干部吗？要资历没资历，要地位没地位，凭什么？陆逊善于用孙权的权威，前提也得是孙权愿意给你，我得把这个都督的职位授给你才有可能去干。历史上陆逊和孙权到后来还是发生过冲突的，陆逊后来官至丞相，有一年他上书孙权，劝他“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听不进去，还一一反驳陆逊。南朝梁武帝是个不错的皇帝，毛泽东在读《南史》有关内容时，批点不少，对他表扬和感慨颇多；到晚年时，萧衍听不进正直的忠告了，大臣贺琛针对时弊建议他对官吏“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萧衍拿自己的生活简朴、勤于政事来反批评，自护其短、自我表扬说：“我以身作则，不和女人同居已30多年，住处除一张床外，别无装饰摆设，不饮酒，不听音乐，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处理国事，腰围都瘦了二尺，等等，这还不是起带头作用吗？”毛泽东在这一段批注：“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致灭亡，不亦宜乎。”并且还说：“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就是指晚年孙权听不进陆逊的好意见了。知识分子和掌权者之间的关系，要相互认同、协调，要会搭班子，用毛泽东的话讲，要有组织，要会组班子，有团队。

　　搜狐文化：用现在话讲是搞好团队建设。

　　高渊：嗯，而且外来干部一定要和当地干部团结好，60年代初，毛泽东曾经跟他的工作人员讲到，刘备集团取西川、入成都后，同当地文官武将一道建立起蜀国。说他们从中原地区跑到西南去，跟当地人民群众一结合建立了蜀国，我看到那段话忍不住笑，相当于说干部南下嘛，从东北、华北跑到西南去，异地干部跟当地人结合，组班子干一番大事业。宋朝的官僚经常异地交换，文官交换，后来毛泽东搞的也是这一套。

　不过，当年魏蜀吴三家的干部都是全国各地来的，亲信也往往是在工作中培养起来的，曹操、刘备、孙权都能用人所长。最典型的例子是曹操，《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有时候心眼儿小，这方面罗贯中有意丑化矮化曹操，把他枭雄的一面写出来，实际《三国志》里面，就是在《三国演义》抑曹扬刘的大格局下，曹操的光辉也没完全被淹没掉。你看写曹操跟袁绍打的时候，曹操多威风，他那些谋略他那些组织对人的信任，他任人唯贤，曹操是很会弄的。郭嘉本来就是从袁绍那边投奔到他那边的。

　　搜狐文化：曹操是个非常爱才的人，他对关羽的态度让人佩服，这才是大人物应有的风度。

　　高渊：三国演义里曹刘孙三个人都有这方面的长处。这三个人在用人方面都很有风度，都没有直接杀知识分子，这跟袁绍完全不一样。袁绍和这三个人的差别主要也在这里。曹操、刘备和孙权他们都是胸怀天下的人，袁绍不是，袁绍自觉是门阀世家、大家族，他的出发点是我的家族利益、既得利益必须维护。这个差别才导致了他们对待人才的态度，袁绍有种心态，我用不着你宁肯把你灭了。官渡之战前，田丰曾劝阻袁绍出兵，建议他巩固北方，同曹操打持久战。袁绍认为田丰破坏士气，把他关押起来。袁绍失败的消息传入狱中，有人对田丰说，当初你的建议是对的，看来这次要被重用了，书里这样写到，“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全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曹操、刘备、孙权并不如此，他们惜才，你有这么大才干，在我这儿发挥不了去到那儿发挥去，因为魏蜀吴三家都一个目的，安天下，让天下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实际上，这三个人都有一个大君的心态。曹操对关羽，刘备和徐庶，孙权对诸葛瑾，都有这样一份包容胸襟。

　　搜狐文化：毛泽东的诗词里也有曹操的霸气，横槊赋诗的气概。

　　高渊：曹操这一点是很了不起，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上也有翻案意识。在《三国演义》里，以及受《三国演义》影响很深的戏曲舞台上，曹操是白脸是奸臣，什么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对曹操的攻击很厉害。用毛泽东的原话讲，“给魏武帝贴了很多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在好多场合，反复强调曹操这个人厉害，曹操这个人很了不起，很善于笼络人才，文采很好。毛泽东对他的女儿说，你们要读读曹操的诗，磅礴大气。他自己写的古代诗词书法作品当中，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两首诗都写过。他给曹操翻案，也跟60年代历史背景有关。郭沫若写蔡文姬就是给曹操翻案的，翦伯赞他们在50年代中后期曾经有过一次关于曹操的讨论，毛泽东非常明确，就是应该为曹操翻案，曹操不是一个奸臣，就这个意思。

　这一点真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他说不能给曹操贴大字报，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受了鲁迅的影响的，他说曹操的那些话，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二曹操的诗写的很超脱，曹操的胸怀很大，这些话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篇讲演讲过，一些研究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人都说毛泽东和鲁迅思想相通，我说得更直接，这是毛泽东读鲁迅的收获。

　　搜狐文化：我想象知识分子能不能像签约一样，我服务于一个单位给你提供策略，但是不想参政议政也不想站队，不想从属于利益集团。

　　高渊：你可以看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跟刘备某个意义上讲已经心心相印，他不能给曹操出主意了，尤其在涉及刘备的时候。徐庶只好和刘备告别，无论多么感伤和不舍，因为曹操把他老娘捉去了，他不能不去，但是他就是不肯为曹操出主意，即便他的所有才华、谋略最终自我浪费掉。但他的这种选择，这种浪费，也成就了一个人格，成就了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关羽也是一样，你封我不好拒绝，但是明确我跟你谈好条件，知道我哥哥的消息我就走，不管你给我多少好处、多大利益。就是这样，他才被称为忠义的关公，这也是成就了一种人格。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交织当中，才能见出一个人。毛泽东喜欢三国那样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就是这个原因吧。
　　搜狐文化：所以政治家是为天下惜才的，即使谋士不为自己所用也不忍心杀掉。

　　高渊：对，为天下惜才。所以《三国演义》这一点写的很有价值。袁绍对自己手下的谋士之所以想杀就杀，他的出发点是要维护袁氏大家族在天下的地位，他虽然并不想取代汉朝最后那两个没用的皇帝。这也是器量小的表现，某个意义上讲自私，只为自己谋利而不为天下谋利。曹刘孙这三个人，三个人的这一点是写出来的，也写得很好。即便他们三家最终只能三足鼎立，也都能撑住一角天，你可以说他们是在为天下苍生社稷想辙，虽然你想你的那一套、我想我的这一套，相互之间都希望干掉对方独掌天下，但都是掌天下、谋社稷，而不单是为我一家一姓去做事。你看曹操反复声明不废汉帝、不自称帝，刘备始终要把老百姓安危放在嘴巴上，孙权最后一个称帝也是犹豫再三的。

　毛泽东这一点也是看到的，他自己也讲过，我不会杀一个知识分子，下面搞的打死、害死许多人，但从他来讲，他是一个不杀的。他下令枪毙的就那么几个官僚，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就是一个不杀，把你养起来、关起来也不杀。

　　搜狐文化：中国文革时期，那么多知识分子死于非命，毛泽东没有主观的预判到，这个结果太可惜了。

　　高渊：他一个灾难的发生，它不仅仅在于上面那个人振臂一呼，指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还在于这一个群体里、我们整个民族里，许多人也被自己的私欲蒙蔽、裹挟而去。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毛泽东最后也控制不住他的意图了，他的意图最后也没实现。巴金先生80年代呼唤文革需要全民忏悔，每个参与其间的普通人也要忏悔，是对的。

　　搜狐文化：得民心者得天下。作为政治家，毛泽东从《三国》中学到了哪些增添魅力值的方法？

　　高渊：毛泽东还特别欣赏曹操一点，不杀降将，就是不杀俘虏。他读《三国志》刘表传，读到刘表用蒯越之计“尔之以利”，骗来江南的刘姓宗室，“皆斩之”，毛泽东批注到：“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在毛泽东看来，曹操对待降将表现出的豁达大度，为一般人所不及，这不但增加了他的魅力值，对他取得全局性胜利也起过作用。

例如三国志里写到，兖州魏种是曹操推荐做官的人才，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但魏种却降了张邈；等到曹操打败张邈，魏种被擒，曹操也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你想想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秦将白起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秦末农民起义项羽在新安坑杀巨鹿之战秦之降卒二十余万，隋末王世充坑杀反隋义军降卒三万余，唐朝安史之乱初期名将郭子仪大败叛军薛忠义，坑杀投降骑兵七千……杀俘虏的历史血迹斑斑。我记得《三国演义》里头，曹操也是杀过降卒降将的，比如吕布，但他也没有自己做决断，而让刘备来做的决断。

毛泽东佩服曹操不杀俘虏，要联系到毛泽东自己的做法，从创立红军开始，到八路军、新四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武装队伍一直是不杀俘虏的，所谓“缴枪不杀”，对于国民党的俘虏、对于土匪降卒，甚至对于日本兵，都是先教育再收编过来，所以共产党的军队能那么迅速壮大起来。其实，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国家发起并签订的日内瓦战俘公约，是禁止杀俘虐俘的，中国当时内战的国共双方都不是该公约签约方，但毛泽东治军一直执行“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化敌为己所用，还赢得了仁者之师的声名，这是毛泽东用兵过人之处。

《三国演义》里关云长水淹七军，俘获庞德和于禁两员大将，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于禁被俘求饶，关羽把他关起来了，孙权取荆州以后，为了跟曹魏修好，不顾群臣反对，把于禁送还给了曹家。这里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情节。毛泽东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综合起来，也提到了这件事：孙权把于禁释放了，还同他一道骑马并轡外出，孙吴谋士虞翻呵斥于禁说：“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举起鞭子就要抽于禁，孙权呵止了虞某。随后，孙权带着于禁参加一个楼船会，群臣吃吃喝喝，还有歌舞表演，于禁“闻乐流涕”，这个虞某很不客气嘲笑他：“汝欲以伪求免邪？”你还在装模作样呢！裴松之在此加了一个补注：“《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于禁虽老被虞翻损，但他却对虞翻没有恶感，反很敬重，回到曹魏，魏文帝曹丕居然也为虞翻设虚座以示敬意。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事翻不如禁”，他批评虞翻的肚量不如“降虏”于禁，其杀“降虏”主张更不可取。

此前，在于禁、庞德大败消息传来时，曹操也发过议论。《三国演义》里面写到，曹操震惊之余，赶紧召集将领商议如何对付关羽，最后推选出大将徐晃领兵抗击关云长。面对庞德宁死不屈、于禁投降偷生，曹操感叹了一句：于禁是我这么器重的一个大将，他怎么那么软弱啊？他对于禁投降显然也有微词。曹操死了以后，于禁才回去，此时曹丕已经上位，他是这样处理于禁的，《三国演义》里面特别写到：曹丕说，你是我老爹的老部下，那我就安排你给我老爹守墓吧。于禁到高陵去就职，却看到他住的地方，画上了连环壁画，画面是庞德如何宁死不屈，于禁怎么在关羽面前叩头。于禁感到羞愧无比，很快抑郁而亡。

　　搜狐文化：俘虏别人的将士，是要大度安抚的，可如果自己的人被俘了，该是什么样的态度？

　　高渊：对，其实曹操和曹丕的做法已体现出来了，甚至于禁自己的行为也体现出来了的：不可饶恕。虞翻那句话，“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就是根本。可惜，毛泽东对这一点没做点评，大概他也没想过、或者回避了这样一个尴尬问题。抗美援朝战争意外冒出来的一个军人群落——志愿军战俘，他们的命运从本质上来讲，和于禁不差分毫，甚至更糟。他们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人俘虏，大约210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被送去了台湾，多半被加入国民党军队，继续服役；另外大约7000人要死要活地拼命挣回家，回到自己人这边，却从此戴上耻辱标志，怎么也过不了关。在东北昌图接受审查时，也给他们放电影：《钢铁战士》《八女投江》，让他们羞愧得无地自容；末了，他们绝大多数被开除军籍、党籍、团籍，回家的、不敢回家的，都很难找工作，亲人受牵连，一有风吹草动就抓出来收拾。那批回到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后半生经常听见一句话，从领导到同事甚至到家人，都问：你为什么不死？你要死了你是烈士，你不死就是耻辱。

被志愿军俘获、后来交换回美国的美军俘虏的遭遇就很不一样，他们放下武器就是平民，活着回去就是幸运，依然是活生生的人，没有歧视，不会被普遍羞辱。大概东方文化根子上跟西方文化不一样吧。东方传统文化里面没有人，人不是当人看待的，女人是财产，士兵是棋子。就是孙膑兵法里面的话，对军人，要爱之若狡童，用之若草芥；提倡爱兵若子，你对你的士兵一定要爱惜他疼惜他，但这一切只是为了用起来方便，一点不要犹豫，该怎么用怎么用，当炮灰也好，当垫脚石也好，随你用。曹操也罢，毛泽东也罢，优待俘虏是要用他，但不能接受自己人做了别人的俘虏，因为用不上他了。说到根子上，《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有几个英雄把人当人的？这个问题都是没解决的，恐怕今天也未见得解决好了。

　　搜狐文化郭冠华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