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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当代中国，不同代际群体形成鬼观念的途径大相径庭，集中体现中国鬼文化的鬼节也就在城乡有着整体性的差别。当相对边缘地区以及老龄群体仍在践行着相对传统的鬼观念并敬拜祖先、神灵之间的各种鬼神，都市生活方式主导的大小城市以及发达地区的年轻群体则通过鬼片、鬼街、假面舞会等消费着鬼，娱乐着鬼。这样，对鬼节的研究就有必要拓展其外延和内涵，关注新老并呈的鬼符号及其实践。

　　关键词：鬼节 新鬼 关键符号 消费 都市

　　中国当下的鬼节，可以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研究，也可以采取相对传统的路径，如从亲属制度与地域社会的关系进行观察，还可以从其在中国节日体系中的边缘化状态来审视。原则上而言，这些视角都还是比较偏重传统的鬼与人的关系，即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对鬼的定义和鬼与人的区隔来厘清其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鬼在人、神、祖先之间，亦正亦邪，会与其他三者，尤其是与人形成"礼尚往来"的功能性互惠关系，并存在升迁转换、起降沉浮的多种可能。受柳田国男《远野物语》、《石神问答》、《日本之祭事》等著作发现民间宗教是日本人格特质和文化中心的影响，作为北大歌谣周刊时期中国民俗学运动领军人物的周作人在其《我的杂学：十四》中有这样的断语："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这些乡土社会的常识，被20世纪以来大量的海内外民族志所描述、归纳、总结，成为认知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效的人口与范式。遵循这一基本认知，来观察探知鬼节以及鬼文化中的鬼，均可以简括为关于传统的"鬼"或老鬼、旧鬼的研究。

　　事实上，与伴随改革开放而生发的巨大社会变迁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又主要是生活在大小都市或者憧憬、实践着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人群的鬼与1980年代前出生的人群的鬼大相径庭。当然，1980年代前后的划分仅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是相对的，有着地域、族群以及个体的差异。对于后者而言，年龄越大的人所了解、知道、实践的鬼就更加老旧，与前者知晓的鬼相距更远。如果全面地关注中国当下的鬼节，那么我们就应该正视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对相对传统的老旧鬼文化、鬼符号的再生与利用，尤其是年轻一代心目中的鬼的能指、所指及其实践与运用。

　　在现代化程度越高或者说都市生活观念越盛行、生活方式越浓烈的地方，老鬼距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愈加遥远。

　　远观之，伴随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多世纪的近现代化历程，鬼都是被不同年代的社会精英要祛除的观念以及事实。出于兴西学而国库又空空如也的实情，肇始于清末的"废庙兴学"就开始了驱神的步伐，连带的当然是驱鬼。民国的立法更是直接在滋生于基督文化的科学、文明、理性的标准下，将传统的鬼"非法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在强大的本土文化革新欲求之下，长期在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鬼也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合法性、道义的合法性与生活制度的合法性，与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紧密地混搭起来，互为一体。鲁迅的《祝福》、《坟》等不少篇章都是在反复理性地正视鬼（虽然不乏挣扎与窘迫），直至警醒国人鬼的荒诞性。包括启蒙者在内的历代精英阶层驱鬼的执著，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致。

　　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层面直接对鬼驱逐的呼声似乎减弱减少，但在以发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让生活更美好等为名义的系列实践操作层面则延续了对鬼的驱逐历程，而且釜底抽薪式地断绝了鬼生存的空间、物质基础与载体。首先，火葬的强力推行，使将死人由人变为鬼的繁琐冗长的仪式行为渐渐淡出年轻人的生活。其次，因应建设发展、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水准的需要，大小城市包括发达地区的农村，很多原本萦绕房前屋后的坟地不停地往外搬迁，抑或是因为大型工程项目的修建、生态发展与发展旅游等原因，大批量的人口群体性的迁离祖居地，人们不同程度地斩断了与祖坟之间的联系。原本互为关联也近在咫尺的阳宅、阴宅的空间位移、隔离与决绝，使得鬼的生活场所——坟地／阴宅——退出了年轻人的视野。原本繁复立体并不乏神圣与神秘色彩的空间感、地方感在年轻人这里变得阳光灿烂且均质、简单。再次，教育中鬼的消逝。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全方位实施，无论城乡，大多数独生子女在三四岁前后就进幼儿园接受学校教育。父母出于对子女的爱护，也因为认为丧礼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无关紧要，遂少带孩子参加左邻右舍的丧礼。火葬的推行，“倒头饭”等与鬼直接关联的仪式行为也远离了家庭生活、社区生活。不但如此，以“考”字为中心，虽以健全公民培养为旨趣，以科学知识为准绳，但功利性极强，在远离乡土知识的学校教育中同样没有了鬼的内容。直到1990年代初期，中小学课本还选有的鲁迅《祝福》、《坟》等篇章的本意就是教育青少年一代不要“迷信”鬼。仪式、景观与教育的全方位退却和对人身体不同的规训、管理策略，使得“80后”与“80前”等代际群体之间对于鬼的感觉迥然有别。

　　至少对于1970年前后出生在边远山区的人而言，鬼是“实在”的。自家的坟地就在阳宅的左近。因为城乡有别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家里、族里的长辈过世以及横死者的葬礼，老中青三代都很少远离现场，怎么样将一个死者装进棺材、埋进坟墓，在头七、七七、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怎么祭祀，年少者都是历历在目甚至亲身参与的。一个人死了，但是其在两三年之内是不会远离家庭以及社区生活的。到鬼节，虽然要到坟地烧纸、烧香、放炮、上供，但对于孤魂野鬼的祭祀则主要是在路边、水边、十字路口等处。这时，长辈会讲家鬼与野鬼、厉鬼的不同。溺水、上吊、喝农药、车祸、跳楼等横死、夭亡，并被埋在阴宅之外的荒郊野地的事实，会被再次强化。寿终正寝之外，肉身终结的另一种普遍事实，会在追忆、讲述与路边的祭仪中回到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反复强调的“原初”的时间与空间。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时空感觉会因为这些不同类型的原初时空的重现而再次强化。其实，因为例行性地经常在自家坟地走动，小孩对自己变成鬼的祖先很少有恐惧感。但是，无论白天黑夜，只要走到别处别家的坟地，尤其是面对忽隐忽现、忽明忽暗的磷火——鬼火，能绕开就会绕开。这时，同是坟地，同是鬼，却有着不同的属性和亲疏远近之别。观念中的鬼也就按照一定的顺序渐次排列开来，相应的社会空间层次感、亲疏远近感油然而生，并内化为个体身体无法替代、难以传递的完美直觉，如影似随，相伴终生。正是在对鬼密布的生活时空的反复体认和仪式与非仪式化的身体刻写中，经历从被动的规训到内化为自觉、直觉的主动实践，1980年代前出生的个体实现了其社会化历程。

　　整体而言，“80后”的鬼观念的形成过程迥然有别，更多的是主动追寻与娱乐性植入。虽然自小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了（老）鬼，但在其成长过程中，他们自己连同存身的社会又有目的有意识地不同程度地植入鬼——与个体时空体认、身体刻写、生命经验无关的外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新鬼。除了幼时可能偶尔听到长辈讲述鬼故事，由于学校教育程度普遍偏高，“80后”主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以不同方式呈现的“聊斋”了解鬼，在大学宿舍卧谈、网聊时讲述鬼，从中西、港台的鬼片以及新近盛行的西方吸血鬼片中一惊一乍却又乐此不疲地观看鬼。从这些渠道形成的鬼观念，显然主要是对在相当长时期与人们以不同方式朝夕相处并成为人们感观世界与认知世界一部分的老鬼的利用与再创造。

　　因此，鉴于当下发展的地区差异，如果没有意识到都市生活、“80后”对老鬼的再造与消费，没有认识到“鬼”这一关键符号（key symbols）的适应性及其发展变化，那么对鬼节的观察和思考就局限于一定的层面，甚至会出现认知的相对偏颇。

　　作为当下都市和发达地区的重要娱乐方式，影视表现出了对鬼符号更多的兴趣。通常意义上的鬼片有三个源头：本土的《搜神记》、《聊斋志异》、《封神榜》等；港台的凶杀、情杀以及凶杀兼情杀而产生的怨鬼、厉鬼、情鬼；西方的吸血鬼系列等。不仅是重在收视率和票房的休闲娱乐片如此，近些年的革命历史题材也不同程度地嵌入了“鬼”的因素，或是具体的鬼形象，或是心魔之鬼，或是二者的混搭。

　　如果说拥有大量观者的鬼片消费主要属于娱乐和精神层面，那么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人们也在日常生活中将消费的鬼符号实体化，有意识地也是有板有眼一本正经地重新植入鬼，培育关于鬼的观念。事实上，当下鬼片多少有些仪式化地上映，尤其是大造声势、风雨欲来的首映，就很有些类似当年一个戏班开台唱戏时常有的敬神驱鬼的仪礼（如唱“鲁班踏七星”、“关老爷镇守戏台”等），而后者是在1950年代起就明确被视为封建迷信严厉禁绝的。21世纪以来，在老胡同越来越少、老北京味越来越淡、硬件设施日新月异的北京，除了八大凶宅再次成为话题，被不同的专家义正言辞的著文考证外，公交车、出租车上的鬼故事——消逝的搭车客——也被传得纷纷扬扬，并引起记者的调查求证。因为诸如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高校都曾经是大片坟地的所在地，当下校园的鬼故事更是层出不穷，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话题之一。大致与不少城乡庙宇兴致勃勃地重整十八地狱，景观化地再现鬼的世界——“地狱”同步，北京一度异常兴旺的“鬼街”更是将鬼这一关键符号实体化、景观化、仪式化的典型例子。好端端的饭馆一进门却黑灯瞎火，在里面黑漆漆地吃完。虽然从头到尾都是漆黑，却门庭若市。这样的场景一度被网络等传媒高调宣传，年轻人趋之若鹜。与不知或有意忘记中国古老的傩戏传统以及近在咫尺的京剧脸谱不同，在北京众多高校的校园娱乐生活中，源自西方明显有着“装神弄鬼”色彩的假面舞会被作为一种文明、健康、新潮的娱乐得以名正言顺、有声有色地举办。与老鬼明显不同是，在这些重新植入与消费中，鬼实际上已经基本转化为可亲近、把玩以及寻求刺激的诸多符号，少了与老鬼连带一体的敬畏感以及陌生感和恐惧感。换言之，与老鬼主导人、规训人不同，在新鬼与人之间，完全是人在主导鬼、规训鬼。这样，重新植入了鬼符号的日常生活，骨子里仍然是个无鬼的世界。

　　在现代乡村，可能观看的人并不多，也与村落生活的关联性减少，鬼戏长期处于衰歇状态。但因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无论是可视的古戏台还是地方戏剧，出于申报以及保护的需要，那些一度被明令禁止的目连戏、驱鬼（也是安抚鬼）辟邪的醮仪、傩仪在近些年又纷纷被请了回来，搬演上了舞台。

　　事实上，无论是老鬼还是新鬼，这些与鬼相关的文化生产和实践正在日益成为以都市生活为主导或主体的现代生活，尤其是成为年轻人生活的节点和亮点。因此，对直指鬼文化的“鬼节”的研究，在顾及中国本土的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代际之间的多重关系中的鬼时，还应兼顾广义的儒家文化圈，即中、日、韩、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同类现象的比较。这样，对与时俱进也受外来文化影响的鬼节的描述、讨论将会更加全面深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资料来源：《节日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