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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兄弟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最后一次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是1767年6月15日。我记得很清楚，事情好像就发生在今天一样。”这是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第一句，小说的主角柯希莫决定在树上度过余生，他说到做到，此后果然再没下过地，最终被热气球卷跑，消失在天空中。

　　不知为什么，很少有中国作家注意到这个华丽的开头，而《百年孤独》则幸运得多，它的第一句“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被反复模仿。

　　不知不觉，卡尔维诺也已经去世30年了。

　　早在1956年，卡尔维诺便被译介到中国，在《把大炮带回家去的兵士》中，收了他6篇作品，却毫无反响，直到1987年，才有《不存在的骑士》再度被译成中文，此后圈内一度大热，1989年，《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出版，到2001年，卡尔维诺已有近20部中译本面世。

　　但，与马尔克斯比，卡尔维诺始终热度不足，因为他太怪了。

　　卡尔维诺的小说很少写人状物，故事虽好，却不“生动”，无法“抓住读者”。确实，卡尔维诺的小说中有哲理有玄机，但与他同时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卡夫卡、加缪、萨特、米兰·昆德拉等，西方小说近百年成果纷呈于前，让人很难一下注意到他。

　　看卡尔维诺的小说，不会被感动，不会被吸引，它与读者始终保持了冰冷的距离。

　　好小说太多也愁人，速食的代价是扭曲了我们对小说的理解。在相当时期，我们更偏重于小说的“理趣”，将其视为哲学的大众普及版，并未真正突破托尔斯泰的“感人故事+深刻主题”的窠臼，而有了这层我执，卡尔维诺就一定会被忽略，因为注定无法回答这样的疑问：从某种意义上看，《树上的男爵》其实就是《变形记》的复写，可后者那么短，前者那么长，在主题近似的前提下，为什么还要废那么多话呢？这难道不是拙劣的低仿？

　　其实，只要一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就已经将卡尔维诺拒之千里了。因为卡尔维诺最闪光的地方不是他的哲思，而是他的淘气。他不负责深刻，只负责捣乱，只有那些肯笑、会笑的人，才能品出其中妙味。

　　当《树上的男爵》中的柯希莫跳上树枝，他手指远方，高喊：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翻开人类史，几乎所有伟大英雄都在重复着这样的表演，他们以为自己踩在大地上，可作为猴子的变种，他们其实更应站上枝头。

　　卡尔维诺是在讽刺吗？是在毒舌吗？是在假装深刻吗？我宁愿相信，他是在玩。

　　正如《马科瓦尔多逛超级市场》中，主人公进了琳琅满目的超市，孩子与妻子非常喜欢里面的东西，却没钱购买，于是一家人推着装满商品的手推车在超市里玩起了捉迷藏，最终因淹留太久，被锁在了超市中。

　　卡尔维诺不写实，因为现实世界已经崩溃：这座城市与那座城市高度雷同，这个街区与那个街区彼此无别，甚至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感受也高度雷同。活在当下，特别的想法、特别的体验已成了稀缺物，甚至稀缺到写出来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的地步。

　　事实如此，现代人的生活正被各种包装征服，它固然遮住了现实中肮脏、恶心、阴暗的一面，却也泯灭了我们的真实感。我们说起一棵树时，绝大多数人头脑中浮现的是林阴道上、彼此雷同的摆设，它永远长不大，永远保持近似的形状。这给小说带来困境：不论你怎样描摹一棵野地的树的个性与生机，人们想到的都是树僵死的形象，大家不会觉得你写的真实，只会是觉得你太啰唆。

　　我们心中的真实，与这个世界本然的真实，已悄悄脱钩。在今天，再有哪个写作者敢大声宣布自己在写实，完全可以按诈骗论罪。没有外部世界的多样，没有独特的性格，没有语言面具，没有丰富的个性，这才是确凿的真实，可把这写进小说，还会有人看吗？

　　卡尔维诺的好，在于他不伪装真实，更不屑于用“生动”“精彩”“鲜活”来谄媚读者，他宁可写出真实的干枯，只要这干枯中，还能容下他的淘气。

　　在《黑羊》中，卡尔维诺“制造”了一个这样的世界：人人都是贼，甲偷乙，乙偷丙，丙又偷甲，彼此循环，和谐有序。然而，一个诚实的人来到这个国度，他只被偷，从不去偷别人，结果本应偷他东西的邻居日渐穷困，应该被他偷的邻居日渐富裕，随着贫富差距加大，社会走向崩溃，诚实的人亦被饿死。

　　乍一看，这是对人类史的戏谑，但仔细推敲“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却又别有一番滋味。不论话题怎么转换，生命的本质并未改变，真有拯救吗？真有逍遥吗？对于这些低级问题，卡尔维诺从不回答，因为他不负责永恒与愤怒，他只负责捣乱。

　　沿着这条路，就可以理解《阿根廷的蚂蚁》。小说主角躺在床上看书，突然觉得小腿肚子上有个小东西在爬，猛搔一阵，依然痒，掀掉被子，果然小腿肚子上有个小东西，连忙按住它，结果才发现，它是个黑痣。

　　乍一看，这个故事隐喻深刻，但细细品味，却又发现它有被无限解读的可能，反而没有任何意义。卡尔维诺深深沉浸在这个游戏中，他精心地布下一个又一个文字陷阱，等着读者往里面钻。他的坏笑声，几乎已渗出纸背。

　　正如《呼喊特丽莎的人》中的“我”，在夜晚空旷的街道上高呼“特丽莎”，其实“特丽莎”生活在城市的另一头。“我”足够真诚，没想戏耍任何人，可谁让你加入进来一起呼喊的？甚至都没注意到“我”已溜走。

　　不能怪卡尔维诺太淘气，他非常明确地说过：“文字不是表现这实质，而是等同于这实质。文字只知道它自身，其他关于世界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文字把可见的痕迹与那不可见的事物，那不在场的事物，那被渴望和被害怕的事物联系起来，像一座用于紧急事故的摇摇欲坠的桥，架在深渊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太多人不甘寂寞，他们比当事人更沉溺其中。

　　卡尔维诺已经溜走，活着的人还高喊什么呢？感谢卡尔维诺，在这个太单调的世界上，你始终是一个真诚而有趣的坏蛋。

　   作者：唐山   来源：北青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