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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5日，香港苏富比秋拍“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推出的52件拍品以6382万港元的总成交额收槌，成交率达到79.25%。本场专拍是苏富比再度将中国古代书画引进亚洲拍场的首秀，亦是其打开此版块亚洲市场的一次试水。从拍品的情况来看，香港苏富比一是采取了低估价的策略，用亲民的价格吸引亚洲新买家的参与;二是拍品以名家作品或是名人旧藏为主，挑选那些亚洲藏家熟悉的古代书画家，以此适应他们的收藏口味。

除了“中国古代书画”专场之外，香港苏富比在10月7日举办的“大雅雍容——大清后妃肖像”专场中推出了三件清代后妃肖像画。借助故宫博物院90年院庆之“神笔丹青”郎世宁来华三百年特展的热点，本专场中的一件郎世宁等画师绘制于清乾隆年间的《纯惠皇贵妃朝服像》在拍前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最终，此拍品以1.374亿港元成交，创造了中国御制画像的新纪录。由此，郎世宁、帝后像等关键词也成为了本轮秋拍中的新话题。

策略一：推出低估价拍品吸引新藏家

在香港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专场中，虽然并未出现成交价格过千万的高价拍品，但所有已成交的拍品都以超出估价数倍的价格成交，为本次专拍带来了一个意外之喜。其中，有7件拍品的成交价超过最低估价的10倍之多。例如，被誉为“西南巨儒”的晚晴学者莫友芝作品《蛰安》仅书两字，估价在2万港元至2.6万港元之间，最终以75万港元成交，超出最低估价的37.5倍，创造了其个人作品的第二高价。事实上，在莫友芝书法作品成交价的top30榜单中，此件拍品的估价为最低，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也与本次的低估价策略有密切关系。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的隶书节临《衡方碑》拍前估价为8万港元至10万港元之间，最终以150万港元成交，超出最低估价的近18倍之多，创造了何绍基隶书临碑作品的最高价。而在2007年何绍基的一件临《衡方碑》的立轴作品仅以8800元的价格成交。

事实上，虽然香港苏富比将拍品的估价尽量拉低，但其在对作品质量的把控上却更加严格，这也是众多拍品能够低开高走的原因。对此，苏富比中国书画部主管张荣德表示：“考虑到香港市场古代书画刚刚重设，可能在拍品的认知、市场价格的共识上相对不足，所以还会与纽约有所区别。因此在香港市场，我们先求得在质量把空上比较严一点，价格尺度上比较稳健一些，循序渐进地推进拍品的上拍。当香港市场慢慢成熟起来，可能会考虑将香港逐渐纳入全方位上拍计划。”可见，苏富比对于中国古代书画版块在香港地区的试水还是处在暖场的阶段，以价格亲民的拍品来吸引新藏家的注意力，以此逐渐打开香港市场。

策略二：选择名家作品适应亚洲口味

在香港蘇富比“中国古代书画”专场中，拍品汇聚了从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名家之作，作者的身份从帝王、官员至书画家皆有涉猎。

在对书画家作品的选取上，本场拍品包括了“南宋四家”之一的夏圭;“元四家”之一的吴镇;“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浙派”代表张路;“华亭派”首领董其昌;“武林派”创始人蓝瑛;“清初四王”之王时敏、王鉴、王翚;“清初四僧”之石涛、八大山人、弘仁;“江西派”创始人罗牧;“扬州八怪”之郑燮、金农、罗聘、高凤翰;“金陵八家”之首龚贤等人的作品。可见蘇富比在本场拍品的设置上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在这仅有52件拍品的专场中，他们选择的书画家皆为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对明清时期书画家的挑选，更是涵盖了众多流派的首领，由此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明清时期的艺术风貌。而在本专场中那些看似不常见的书画家，实际与上述名家亦有联系。譬如，黄鼎属于以王原祁为首的“娄东派”成员;杨晋为由王翚开创的“虞山派”早期代表;梅清与石涛皆为“黄山派”的巨子等等。

除了书画家以外，本专场中亦有如乾隆皇帝、李鸿章、左宗棠等清代帝王以及官员的作品上拍，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于这样的安排，苏富比古代书画部专家方凤婷称：“到香港另设专场，主要是考虑在场地上适合亚洲藏家前来观看。而在拍品的选择上，苏富比也有意识地挑选亚洲藏家熟悉的古代艺术家。”张荣德亦表示：“香港是东南亚乃至亚洲的重要枢纽之一，而亚洲藏家是香港市场的主要客户群体，故我们在拍品征集方面会更偏重以符合亚洲藏家喜好的艺术品为主。”从拍卖结果来看，苏富比的这一名家策略确实引起了不少藏家的关注。

另外，还有一些属于名人旧藏的拍品在“中国古代书画”专场中上拍，但最终的成交情况不及名家作品的好。古董大鳄阪本五郎有8件藏品送拍，包括八大山人《孤雀菊石》、石涛《黄砚旅度岭图》与《蔬果图》、普明《光风转蕙》等作品，其中共有5件拍品成交。密韵楼蒋穀孙的两件旧藏之物：《崔敬邕墓志拓本》与宋元绘画册页四开于本场上拍。《崔敬邕墓志拓本》极为珍贵，其原拓传世的仅有5件。拍品在现场经过十余轮的竞价后以548万港元成交。而另一件重要的私人收藏——弘仁《莲花峰》手卷，原以估价待询的形式上拍，最终却遗憾结拍。

策略三：借助热点制造新话题

除“中国古代书画”专场之外，香港苏富比为三件清代后妃肖像画单独开辟了一个专场，即10月7日举办的“大雅雍容——大清后妃肖像”，足见其珍贵性。这三件拍品包括黄应谌的清康熙《慧妃常服喜容》、傅屈兆麟的清光绪《慈禧扮观音像》以及郎世宁等人绘制的清乾隆《纯惠皇贵妃朝服像》。后者在以3800万港元起拍后，场内竞价异常激烈，随后在程寿康和仇国士的电话委托之间竞争，最终由程寿康以1.374亿港元竞得，创造了中国御制画像的拍卖纪录。

《纯惠皇贵妃朝服像》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以外，极少数出自意大利画家郎世宁手笔的大尺幅肖像画作之一，公开市场的独此一帧。这幅肖像画也是目前所见纯惠皇贵妃唯一的朝服像。郎世宁在青年时期受到过系统的绘画训练，后来加入耶稣会。在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时来华传教，随即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对宫廷画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郎世宁将西方绘画技法与中国传统笔墨相融，注重透视关系与明暗对比，画面突出立体感与透视感。他颇受皇帝重用，在乾隆前期皇帝御容和后妃肖像画中，绝大多数的作品都出自郎世宁之手。

而这件拍品最终能以天价成交，除了作品的珍贵性以外，与近期郎世宁这个热点人物也有密切的关系。今年恰逢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与郎世宁来华三百年，作为院庆系列展览之一的“神笔丹青”郎世宁来华三百年特展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此展览在10月6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幕，与10月7日的“大雅雍容——大清后妃肖像”专拍仅一天之差，这不由得让人将二者联系起来。借助郎世宁这个热点，香港蘇富比适时地推出了郎世宁的珍贵拍品——《纯惠皇贵妃朝服像》，而其在开拍之前就引起了众多藏家的注意。在取得天价的成绩后，由其带动下的古代宫廷纪实类绘画也成为了新的话题。